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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趋于清晰，在排除极小概率的重大颠覆性事实出现的前提下，关注中美关系走向的人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新任总统可能带来的积极变化；以及更加重要的，通过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更深入、全面和准确的认识将对中美关系走向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相互之间的作用机制。

2020年11月16日，已经97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2020彭博创新论坛”的线上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中美双方合作应对新冠疫情，利用这一机会开展政治对话，为当前紧张局势降温。他认为，中美关系今年以来的快速恶化，意味着“中美之间正滑向一场‘新冷战’”。而这种趋势中，蕴含了中美“有些危机会从言语交锋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冲突”的风险。

基辛格博士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近日，美媒爆料称特朗普计划在任期尾声，基于所谓“人权”“国家安全”理由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制裁及贸易限制措施，意图压缩拜登就职后改善对华关系的空间。

客观来讲，当前中美关系，的确需要必要的修复，尤其是修复特朗普总统任内造成的严重损害。但是，拜登的某些观点，比如所谓构建对抗中国的国际联盟，显然也预示着中美关系不会因为白宫换人，就自发重新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

很明显的是，2017年至2020年间中美关系经历的剧烈下行，再次提醒人们，美国总统这一职位所具有的巨大权限，以及对中美关系变化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基辛格博士的归因是，更直接或间接地将中美关系遭遇的问题，归结为某位具体总统的具体政策，这种观点仍存在可以商榷的余地。如基辛格博士指出的，真正的挑战，其实是中美两国、尤其是美国，首次面临一个真正与自己拥有同样体量的国家，并难以运用冷战等历史上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就能简单找到有效应对方法。

因此，对于美国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产生了错误认知：美国总统更多发挥的是调整、加速或催化作用，而非简单意义上的决定或实质性改变。换言之，按照比较学院派的分析框架，具体某个美国总统发挥的作用，真正影响的是中美关系这一结构性存在中已经出现的某种趋势，可以加速、放大，也可以迟缓、缩小，但很难彻底消除或凭空创造。

就上述认知，可以说，对中美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两组彼此嵌套、且受到时代性科学技术边界约束的结构：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关系结构。中美两国国内的结构，影响的是两国在特定时空环境下，实力累积和成长的速度，并催生出具有显著国别特色的认知和理解，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各类问题的认知结构。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关系结构，受两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互动关系、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决策者的观念体系等影响。国际和国内两套结构，彼此嵌套，互相影响，并持续演化升级。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从美国一侧来看，冷战结束以后，面临的真正挑战始终只有一个：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收益及成本在国内各阶层之间如何分配。研究者关注的通常是美国决策者的战略、政策以及精英的认知，而美国民众则通常是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表达，1992年克林顿凭借对经济的重视击败踌躇满志的老布什，2008年奥巴马用医保计划为代表的政策主张成为政坛黑马，2016年特朗普通过倾听和表达锈带群体的主张实现了意料之外的翻盘，都是典型的表现。

为减少疫情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美国一些地方为居民发放免费食物。图自新华网

这些典型表现背后共同的原因，在2016年年中福山教授有关美国民主政治衰朽还是重生的文章中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归纳，关键就是0.1%的阶层攫取了收益，而其他人承担了成本；更加微妙的是，民主党及共和党的建制派，无法对此作出恰当回应，从而给了特朗普崛起的空间。而特朗普崛起的真正挑战则是：他提出的所谓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如此荒诞，用福山教授的话来说，任何修过有关国际贸易基础课程的人，都会指出其政策的荒诞之处。但客观事实是，这种荒诞不经的主张，却得到了相当数量美国民众的支持，而且其支持者在四年之后，还增长了几百万，在2020年的选举中甚至超过2008年奥巴马的普选票数。简单的用反智、民粹、乌合之众这样的负面概念来进行标签化的解读，并不能真正回答问题。2017年年初，笔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讨会上提问福山教授，没有记错的话，他自己公开否定了2016年文章中的论述，转而表示，有非常清晰的数据可以解释特朗普2016年的胜利，主要是外部力量用社交媒体发送假消息进行干预和操控的结果。

这就是当下及可见的将来。美国及中美关系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美国精英不愿直面美国的真实问题其实出现在美国国内，甚至某种程度上根植于美国制度的深处；他们更愿意选择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寻求一个具有形式上合理性的外部替代性解决方案，即处于崛起通道上的中国。或者说，美国的精英们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这样的共识：美国面临的真正威胁，是外部存在一个可以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只要解决这个问题，美国面临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问题，或者为美国面临的问题找到形式上合理、结构上科学的解释，而无需面临来自事实和实践层面的冲击和挑战。